近日报载，国办日前发布《关于改革完善仿制药供应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见》，明确药品专利实施强制许可的路径，要求“依法分类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提高药品可及性”，并“鼓励专利权人实施自愿许可”。
对寻常百姓来说，“药品专利许可”是个略显生疏而专业的名词。中国百姓的直观感受是，凡进口药大多较贵，尤其是治疗癌症等重大疾病的药，不仅价格昂贵，且难以买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复杂，但主因还是类似药处于专利保护期，由发明者或授权企业独家垄断生产。既是垄断经营，价格自然缺乏弹性。
或有人问，药品涉及大众健康等公共利益，为何政府不能强制厂家降价或由其他企业生产，以市场竞争促药品降价？这就关涉专利保护制度的问题了。新药发明周期长，投入成本甚巨。因此，若对原创药没有专利保护，就很难调动发明者的积极性，最终也不利于医疗事业进步和患者利益。
但凡事皆有利弊，专利保护如果过度，或出现重特大传染病疫情等特殊情况，急需特效药“救命”但又遇专利保护瓶颈时，就要靠制度“救急”了。这便是专利强制许可，即承认专利权，但为了公共利益的现实紧迫性，开启另一扇“安全通道”。目前，我国患者最为关心的是诸如癌症等重特大疾病的专利药，其药价远超出人们承受能力。一瓶药动辄几千上万元。面对畸高药价，不少患者即便有特效药，也只有无奈等死。
显然，明明有药，却因价高而不能惠及患者，这不仅有悖于人道精神，亦有违药品发明的初衷。正由于此，世贸组织（WTO）规定，在无法承担“救命药”成本的情况下，成员国可颁发《强制认可证》。近年由于一些“救命药”价格太贵，国内不少患者想方设法求购低廉的印度仿制药。印度药品之所以便宜，其较好地实施药品强制仿制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早在10余年前就制订了强制许可的相关法规，但至今未实施过一起，这虽说明我国对涉专利药品的制度审慎，但也与法规未明确“强制许可”的路径有关，即由谁或哪个机构提出许可申请。此次国办意见明确，今后此类申请既可由单位、个人亦可由政府主管部门提出。这为专利药品的强制许可制度提供了可操作性。
事实上，目前正值国际药品专利保护过期的高峰，但因信息不对称，国内并未有企业申请这类药物的生产。因此，为了医疗事业的发展，亦为了更好地治病救人，鼓励药品的发明原创与仿制其实两者应该并重，也更符合现实。这也正是国办出台该文件的大背景。
总之，药品专利许可的终极目的还是应成为救命的“良方”，而非坐地起价，见死不救的借口。专利保护是为了鼓励引导更多新药问世，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救助医治患者。但如果专利保护走向了反面，成为新药送达患者手中的阻碍时，“强制许可”就应成为疏通“肠梗阻”不可或缺的“公益手术”。
（作者：阅尽本报首席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