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打假人带着公证员购买10箱茅台并封存，随即以假冒产品为由将销售者诉至法院，要求退赔购物款并10倍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购买者为职业打假人而非消费者，故驳回购买者10倍赔偿的诉求。购买者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职业打假人以法院为工具，浪费司法资源，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1月7日《北京青年报》）
从职业打假者的做法来看，其带着公证员购买茅台打假，确实是有备而去，说明已掌握商家售假行为，目的就是通过打假来牟利，而茅台厂家的鉴定结果也证实了，职业打假者所购买的茅台酒均为假货，这是一起成功的职业打假案例。可是，在进入司法索赔的阶段，职业打假人却遭遇到法院的“诛心论”，被认为其是打假牟利、浪费司法资源，而驳回10倍赔偿的诉求，显然这是不公正的裁决，不利于打假，反而是对制假售假者的纵容。
众所周知，我国消费侵权现象非常严重，其中制假售假占了很大比例，但消费者维权手续繁琐、维权成本过高、赔偿过低等现实因素限制，令消费者在遭遇假货侵害时，难以获得满意的维权结果，往往采取放弃来处置。而之所以如此，则跟法律对制假售假的处罚力度太低，缺乏集体消费诉讼制度，对职业打假行为支持不足等有关系。
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中对于假货的规范散落在多部法律中。《刑法》对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标准是售假金额必须达到5万以上；《产品质量法》中对制售假冒伪劣行为处以没收违法产品，并处以货值3倍以下罚款。而且，《产品质量法》诞生于1993年，时间过去24年之久，罚款标准仍停留在5万元标准，相比制售假者获得的暴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阿里巴巴披露数据：2016年全年，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相比之下，美国联邦法律规定：制假售假初犯者将面临10年以上的监禁，重犯者将面临20年以上监禁和500万美元的罚款，因假货造成死亡后果的个人将会被终生监禁；对于公司处罚就更加严厉，罚金高达1500万美元。显然我国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太过轻微，根本达不到震慑力。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打假亦有涉及，但侧重于对消费者的补偿，而非惩罚性赔偿。2014年最高法曾经出台相关规定，对于职业打假人比较有利，近年来食品药品领域中职业打假人的诉求，大多得到了各地法院的支持。而此次法院对“茅台职业打假案”的裁决，显然背离了最高法的相关规定，亦是一种倒退的做法，不利于职业打假，反令制假售假者受益，让人非常难以理解。
职业打假队伍里鱼龙混杂，确实有部分人借着打假而“黑打”，对于此类行为不应支持，反而要依法处罚。在我国消费者维权环境未能得到有效改善之际，职业打假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代替性的维权方式，应允许其合理存在，并通过改善消费维权令其自动失去市场。至于浪费司法资源一说，更是缘木求鱼的无稽之谈，司法不能有效保护消费者，对消费侵权打击不力，放纵制假售假行为，才是最大的司法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