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除了视觉中国与黑洞照片，还有那位在奔驰汽车引擎盖上哭泣的女士。其实两件事情都在说明一种现象，即维权难，说其过程“凄惨”也不为过。和汽车等有形财产相比，知识产权等无形财产的维权难度更大。因为不论是权属、侵权行为或者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权利人提交证据都更加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在知识产权维权实务中长期存在着“举证难度大、侵权成本低、赔偿数额低、维权成本高”的说法。
正是考虑到知识产权维权的难度，为节省维权成本，提高维权效率，在某些侵权事实较为清晰的领域，“商业维权”“维权公司”等模式逐渐出现并得到用户欢迎。尽管“商业维权”“维权公司”或者某些专职律师事务所的具体运作模式各异，但其核心要义均在于，接受权利人委托或授权，通过集中诉讼对版权、商标权等开展维权。在此过程中，权利人与代理方通过签订代理合同，约定诉讼风险、收益等权利义务，并由维权代理人负责诉讼活动以取得实际经济收益。
可以看出，“商业维权”模式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有利于发挥其专业优势、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也能够促进整个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氛围的形成。笔者试图说明的一个事实是，“维权因侵权而生，先有侵权才有维权”。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怎样的维权方式才是合法、合理的？或者说，“商业维权”模式是否合法、是否具有道德可责性？
知识产权司法实务中，对于权利人来讲，其至少需要证明下述事实：其有权对涉案知识产权主张权利、被告确已实施涉案侵权行为、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以及被控侵权行为给其带来的损失等。一旦该等证据链条得以建立，被告则必须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承担侵权责任，而不论原告是权利人或者是代理人。
如果一切正常，“商业维权”行为是无可指责的。然而，市场是逐利的，尤其是在各种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还不配套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假借保护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权利滥用等行为。例如，将未获得授权或者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版权拿来维权，这种行为很显然是不能得到法律支持的。视觉中国公司的“维权”行为之所引发舆论抨击、产生公愤，根本原因在于企业把公共领域的作品据为己有，并以“权利人”身份进行大量诉讼，迫使使用这些作品的人就范，向它付费购买其本不具有权利的作品使用权。
正是由于业界存在个别投机钻营行为，存在假借保护权利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和权利滥用的现象，致使“商业维权”行为在公众眼里产生了不良观感，一些激进的言论甚至把“商业维权”与“法律流氓”划上等号，这是有失偏颇。从字面上解释，“流氓”原指无业游民，现在多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而“商业维权”是“以专业能力服务权利人维护自身利益”，正是这种商业行为的出现，为许多当事人解决了时间精力有限、对法条和程序了解不足等难题，促成了大量纠纷案件的司法裁决。
不可否认，“商业维权”在维权实务中确有不规范之处，例如圈里众所周知的“权利瑕疵”“打包销售许可”等现象，这些行为有待于业界加强自律，有待于社会公众强化监督，也有待于法院明察秋毫、予以驳斥。但却不能因此简单粗暴地下结论，全盘否定“商业维权”行为的现实作用和社会价值。
总体来讲，对于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不论是原始权利人还是代理维权的商业主体，社会公众都应该予以尊重。这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也是我们鼓励原创、激励创新的现实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摒弃各种“拿来主义”的落后行为，真正树立起尊重原创的意识。因此，对于“商业维权”等行为还不能贸然帖上“版权流氓”的标签。（北京安杰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陈志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