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2016第三届音乐产业高端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交流中心举行，并发布了《2016音乐产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我国音乐产业总产值首次突破了3000亿元大关，达到3018亿元，同比增长5.85%。2015年，我国音乐产业在版权、园区、综艺、乐器、原声和数字音乐等领域有较大增长。其中，原声、综艺、数字音乐和版权是直接关联的。不难看出，“版权”仍是音乐产业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如何让版权收益“变现”则是重中之重。
未授权音乐责令下线
版权收入有明显增长
音乐版权在国内曾经长期处于悬空状态。音乐网站大量使用未经授权的音乐内容，且无需担责，艺人的作品被盗用的情况泛滥，致使音乐版权的盈利能力大大下降，价值被严重低估。创作内容的盗版猖獗、维权成本过高且过程复杂是音乐行业止步不前的主要矛盾。
2015年，一度充满乱象的网络数字音乐领域在国家版权局重拳整治下秩序明显好转。国家版权局《关于责令网络音乐服务商停止未经授权传播音乐作品的通知》、《关于开展网络音乐版权重点监管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大力推进我国音乐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的出台，16家主要音乐平台下线未授权音乐作品220余万首，其中百度音乐、一听音乐、多米音乐下线歌曲均在40万首以上。数字音乐版权从“独家”走向“转授权”的共享新形式；各大音乐服务商兼并整合形成了腾讯海洋系、阿里系两大集团在维权上抱团取暖的态势，也为数字音乐产业实现用户收费业务奠定了基础。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赵志安介绍，2015年，我国数字音乐的市场规模达498.18亿元。网络音乐用户规模达5.01亿元，同比增长4.8%。音乐版权保护环境的持续改善，技术的不断创新，音乐服务的完善化，使得未来移动端数字音乐市场规模有望持续快速增长，数字音乐市场整体规模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2015年我国音乐版权环境继续好转，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下文简称音著协）的版权许可收益再创新高，达到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4%。其中，复制权和表演权收益都呈现出翻倍的快速增长。2015年度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下文简称音集协）的总收入也创新高，达到1.55亿元人民币，不仅扭转了2014年收入减少的趋势，还同比实现11.51%的增长，网络直播的音乐版权问题也开始成为关注重点，线上KTV及网络演艺部分的音乐版权自2015年起也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的道路。
腾讯QQ音乐法律总顾问杨奇虎认为，明年才是数字音乐版权规范的“元年”，原因一是目前大家的习惯正在改变，但用户的改变需要一个过程。二是版权秩序在逐步建立，现在互联网盗版音乐作品确实比以前少了很多。在这两个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未来的数字音乐产业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只要数字音乐获得好的发展，也会带动权利人收获更好的回报。
监控收费发钱列账单
行业协会工作更具体
在国内音乐界，关于版权费常出现两个极端的说法。经常有作曲家说，我是音著协成员，每年音著协都能给我很多钱。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制作人会说：我也加入了音著协，但是没有什么钱。那么，国外音乐人如何对自己的版权进行保护并变现，行业协会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在英国和德国，版权体系较为完善，相关行业协会实际影响力很大。格外音乐集团中国区总经理AlexTaggart谈道：“在英国，如果你是一个出版商或者音乐人，可能时不时会收到支票。比如我的一个电子音乐作曲家朋友，临近圣诞节时没有钱了，但是几个星期前他在BBC上做了一个音乐节目，因此他在圣诞节前收到了一张支票。”音乐人参加协会后，拥有了更多的支持和能动性。德国音乐家老锣表示，德国有音著协会以及版权协会。只要创作的音乐播出，音乐人就一定能有收入，背后是行业协会做了很多具体工作。
澳大利亚人口不到2400万，却是全球第六大的音乐产业国。澳大利亚艺术学院的BenO“Hara教授认为，虽然澳大利亚的人口密度不大，但是本土生产的音乐质量很高，创作了很多代表本国文化的音乐作品。澳大利亚人喜欢传统唱片和本地音乐，不支持非法下载，政府对于音乐产业支持保护力度很大，形成了一个很健康的音乐行业环境，带来了可观的营业额。“在中国常常很难知道谁是音乐者。而澳大利亚有表演艺术协会，当我们需要使用一首歌曲的时候，可以给协会发邮件，一天之内就可以得到协会的回复，只要支付相关费用就可以使用歌曲了。”但是，他也坦言，澳大利亚对于数字音乐的接纳速度要比其他国家慢。传统唱片虽然现在处于主导地位，但是终有一天传统唱片的地位会被替代。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副教授张丰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等音乐产业领先的国家鼓励创作者的方法也值得借鉴。如，西方的集体管理组织给作者的账单非常清晰，收益来源、授权时间、权利种类、分配比重、具体金额等一清二楚。
随着音乐版权费用的明确，网络音乐厂商成本压力增加，亟须变现，在线音乐付费成为行业关注点。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音乐商业项目主管GerardoVincentBrindisi介绍，Spotify向用户提供免费服务，在免费收听过程中有很多广告插入，广告给用户带来一定干扰，促使用户去进行升级和订阅。付费版的歌曲则质量上佳，还能在不联网的情况下收听。美国的潘多拉网络电台（Pandora）靠广告模式支撑，融入社交元素，用户可以免费在线听歌。在美国，用户付费意识也没有完全实现。由此看来，版权保护环境的改善、付费意识的提高、优质原创音乐内容的生产，是全球音乐产业刺激潜在消费者、实现巨大产值和商业利润的重要推手。
有专家提出，美国的互联网音乐平台、社交平台和电商服务平台是各自独立的，而中国各个平台已经初步整合。未来美国独立的数字音乐平台也会被大型的企业所收购整合，曾经有传闻Facebook要收购Spotify，如果收购成功，一个新的“微信”将会出现，收获更多的数字音乐用户。AlexTaggart表示，在中国，获取数字音乐用户这个重大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对数字音乐产业是好的开始，因为有用户才证明有市场。目前的挑战就是如何让音乐家获利，让版权拥有者受益，如何建立一个与音乐消费者之间稳定有效的商业模式。
完善主渠道合作模式
细分市场做深度服务
中国音著协信息宣传部主任朱严政认为，音著协在数字音乐时代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版权合作模式。这个模式在2011年、2012年已经初步建立了。我们把它叫做数字音乐版权的主渠道合作模式，之所以叫主渠道，它不是唯一的渠道。目前大多数音乐平台的词曲版权都是从这个渠道来走的。实现的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叫授权，或称许可；第二个叫清算。在管理范围内的版权，直接许可给你；不在音著协管理范围内的版权，音著协帮你去进行费用的清算、分配，标准当然是一样的。到现在为止，音著协基本上已与国内大的音乐平台QQ音乐、酷狗、酷我、海洋、网易等建立起了这种主渠道的合作模式。现在把主渠道模式已经扩展到了视频平台、直播平台，包括一些游戏。
为什么提出一个主渠道模式，朱严政直言版权处在一个相对混乱的市场下，每个个体都想去实现自身主张，往往适得其反，个人利益很难得到保障。主渠道模式不排斥个体渠道解决问题，也不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如果权利人能够跟音乐平台达成合作，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当你们没有达成合作时，由我们来建立这样的合作，把钱分到你手中。你接了，权益就得到了实现，你不接或者是不满意，再去走法律途径。”
和音著协不同，音集协代表唱片公司和一些代理商，原来最主要的收益方式是从实体的卡拉OK进行收费，在全媒体视域下消费者越来越倾向在网上消费，实体卡拉OK的收益大不如前，在此情况下版税收取方式就会有所变化。中国音集协副总干事马继超表示，除了传统的收费之外，音集协目前在着力解决数字电视通过机顶盒进行的网络点播，游戏厅的一些唱歌设备，还有互联网行业转型的影吧等音乐版权问题。“此外，比如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唱片，音著协代表词曲作者可以去收费，但是唱片公司不能去收这个费用，在全世界，中国是少数的几个没有这样权利的国家之一，音集协代表唱片公司也在积极地跟政府沟通、争取。”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音乐从业人员不应将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最终目标，还应长远考虑提升公共利益和支持创新等其他利益。相关政府部分和协会应加以引导，一个良好的产业环境能使各方参与者受益，也能提升行业协会的影响力，有效缓解“发声无人从”和“有苦说不出”的尴尬境遇。作为唱片公司代表，星外星集团总裁周小川认为，国内音乐平台基本上看不到后台实时数据，音乐行业包括唱片公司在内无法通过平台提供的数据表，将版权收入按照一定标准和规则分配给各个艺人，只能按平均法去处理。所以，除了加强音乐版权监管之外，我们对于互联网上版权使用情况的追踪，需要更多技术手段支持，比如以各社交平台、视频网站的广告收入为依据按照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并以一个更为公允、透明、快捷的方式把这笔版权收入交到权利人手中。周小川说，在这个行业里不可能都做成巨头，但是可以在里面切出一些小领域，专注做自己的事情。在全媒体时代，现在有直播、唱吧的形态、微信的嵌入音乐等多种形态，这些形态跟版权息息相关。如果精耕细作、整合资源进行深度服务，那么作品价值将被放大。
AlexTaggart表示，中国音乐版权保护起步较晚，但是仅仅过去五年仍然看到了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在为提高音乐版权系统的效率努力着。“当中国的用户都愿意为音乐去付费，这对全世界都是件好事，因为中国用户在聆听音乐这方面爱好广泛，喜欢多元化的音乐，这将带动全世界音乐产业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