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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法学教研室主任杜颖
二十八载春华秋实，从内蒙古赤峰到北京，如今的杜颖，从一名懵懂的法律专业初学者，成长为了一名知识产权法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一路甘苦，她始终乐在其中。
醉心研究梦想照进现实
1989年，17岁的杜颖刚刚参加完高考，在专业选择问题上，她没有同龄人的迷茫与纠结，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法学专业。“做一名法律从业者，是我从十几岁就有的梦想，一直以来从未变过。”记者面前的杜颖，有着“法律人”的果敢，亦有着对梦想的坚持。“上个世纪80年代播放的香港律政剧，剧中干练的女律师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睿智的庭审质证辩论，还原案件事实真相，弱小之躯却兵不血刃地救当事人于水火，她们的‘法骨柔情’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产生了对法律和法律职业的向往。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法学专业，并如愿以偿地被法学院录取。”
经过4年的系统学习，杜颖发现自己喜欢思考法律中的是非与逻辑问题，并慢慢培养出了对法学研究的浓厚兴趣。“于是，我就一直读书，不知不觉间一读就是10多年。”杜颖笑言，“学无止境嘛！经过多年的法学教育培养和法学学术训练，等到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已经深深爱上了法学教学科研。”
目前，杜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标法学领域，兼顾著作权法学、专利法学、知识产权一般理论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科学技术一旦有新的突破，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回应最快、最明显，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因此，知识产权法学是一个常新的领域，总有研究不完的问题。”杜颖表示，“由于我曾到美国、日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留学访问，翻译过日本专利法、美国商标法及著作权法，对欧美和日本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有相当的了解，从比较的视角反思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较多。”
除了专家学者的身份，杜颖还是一名人民教师，目前任教于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用她自己的话说，选择教师这一职业首先是因为喜欢校园蓬勃向上的氛围，周围大多是学生，有着年轻的面孔和全新的思维，自己也会感觉充满活力；其次是因为对学校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总是不想离开学校。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这是杜颖一以贯之的行为准则。“教师是一个良心职业，认真地教和随便糊弄一下，50分钟过去以后便完成了教学任务，没有人会追究你的责任，但是学生们所得到的收益，这个差别是巨大的。因此，我对学生的要求一直是做事先做人，‘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在杜颖看来，在这个越来越浮躁、功利的社会里，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的人越来越少，希望能够快速找到捷径的人越来越多，这样的想法产生了各种奇怪的现象，影响了风气，这是比雾霾更难治理的问题，因为社会环境比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更弱，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我比较注意培养学生崇高的品格和认真负责做事的精神。从2000年执教开始，我也一直以身作则，希望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学生们。”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能够将复杂深奥的问题解释清楚明白，让人有所悟，这是让人幸福的事情。正如杜颖所言：“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走向各个岗位，以各种角色和身份通过各种方式回报社会，是让我最开心的事情。”
一分耕耘成就一分收获
“从1989年开始接触法律，转眼竟至第28个年头。”杜颖说，28年的陪伴，28年的感悟，每一阶段各不相同。“今天看来，我经历的这28年，正好见证了我国法律制度从起步到发展再到逐步成熟的过程。”
以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为例，其与我国的著作权法律制度、专利法律制度一样起步较晚，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商标法律制度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杜颖说，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从启动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有后发优势，西方国家摸索了几百年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制度建构过程中，我们的试错成本可以大幅度降低，西方经验已经验证失败的路，我们可以不走或少走；他们已经验证成功的，我们可以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研究对我国商标法律制度的建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杜颖表示。
“当然，落后除了有利性外，先天也具有不利性。”杜颖认为，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构架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提供发达国家所要求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准，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必须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才能推动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发展，高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保护规则与我们尚未准备成熟的经济形成紧张关系；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国际公约，将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强加给我们，我国商标法律制度设计上的被动性特征突出。“2001年我国商标法进行第二次修正，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入世的需要。可以说，2013年我国商标法进行第三次修正时，我们才刚刚开始从自己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以及法律本身的内在科学性、规律性做出真正思考。但商标法律制度的移植特征依然存在，‘南橘北枳’的现象不可避免。最根本的，我们的市场主体知识产权意识不强，并未建立良好的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约束；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历史长，市场相对成熟，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相对规范。我们的制度在设计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市场发展状态的这一区别，才能切实有效地发挥商标法律制度对经济秩序的建构作用。”
杜颖感慨地说：“尽管我们目前的法律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好。例如我国于1982年制定商标法，历经3次修正，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学者的专业意见越来越被尊重，举凡法律制定和修改，立法机构邀请学者参与讨论、提供专家稿和修改建议；业界和普通公众的声音被倾听，法律通过前，起草机构会发布公开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杜颖已出版《电子商务法》和《社会进步与商标观念--商标法律制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两部个人专著，单独撰写了《知识产权法》与《商标法》两部教材，其中《商标法》教材已经出到第三版，获得了广泛好评；与吴汉东教授、肖志远博士及李明德教授合著了两部《知识产权法》教材，发表论文60多篇，可谓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在知识产权法学研究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8年的坚守，法律早已成了杜颖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杜颖表示，学无止境，未来会继续坚守这个领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建设、知识产权国际交流合作贡献绵薄之力。”
编辑手记
作为一名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杜颖以身作则，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学生们，并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我国高校知识产权法学科的发展以及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她秉承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态度，为我国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知识产权人才。
作为一名法骨柔情的专家学者，杜颖用28年如一日的热爱与坚守，见证了我国法律制度从起步到发展再到逐步成熟的过程。她以“勤为径”攀越一座座“书山”，译介了多部国外知识产权领域的扛鼎之作；同时，她以“苦作舟”横渡茫茫的“学海”，在知识产权法基础理论、商标法等领域发表、出版了多部优秀作品，对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报记者李群）
（编辑：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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