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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大家都在谈科技的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正处于‘大突破’的前夜。”在日前召开的纪念香山科学会议举办二十周年学术报告会上，香山科学会议理事长、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提出，面对这个变革的时代，我国的科技水平如果想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有所作为，有所建树，就急需“转方式、调结构”。
曹健林在其《国际化趋势下的中国科技发展》书面报告中介绍说，新世纪以来，从神舟十号到天河二号，从互联网科技到可再生能源，中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果。但是在这些变化的背后，还应该充分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距，如在关键技术研究和系统集成研究方面积累不足，功底不深；研发队伍体量大但质量不高，缺乏领军人才；研发投入依然不够，结构不合理，基础研究比例太低；浮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时有发生，评价体系过度功利化等问题。
曹健林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科技发展方面的一些长期政策思路没有跟上时代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模式大都以“任务带学科”为主，“两弹一星”是这种模式的经典之作，中科院多数研究所、一些大学、院系的设立和发展都是这种模式的成功典型。这种模式在当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人才极为短缺的情况下，以国家需求为导向，集中精力办大事，在短时间内让中国某些领域的科技发展得到了快速提升。但此种模式在为学科的发展带来资源、引领方向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科的发展。
另一方面，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我国早期科技资源配置往往都是“好钢用在刀刃上”，资金、设备、人员等被集中投入国家急需的领域，由此导致一些在短时间难以出成果或者看不出成果的领域发展相对落后，集中体现在基础研究方面，这已经成为制约当今我国科技发展的瓶颈。
现今科技发展的“目标变了，环境变了，我们自身的条件也变了”，曹健林指出，原来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必须改变。在目前这种国际化的趋势下，所有的竞争领域全世界都把中国当对手，我国科研发展目标不再是人有我有，而是要做到最好、最有竞争力且力争先于人有；同时，我们的自身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从装备到从业人员再到项目经费，一些基本条件也开始能够与发达国家比较，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将很难适应变化了的世界。
如何在具体的政策层面上进行调整？曹健林总结为科技发展也要“转方式、调结构”。
首先在发展模式方面，“要任务与学科并重，尤其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学科的积累建设”，即除了以满足国家发展需要为主导的“任务带学科”模式以外，也要强调按学科分类组织科学技术研究。
其次，针对基础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曹健林提出要全面支持各个领域的基础研究，不搞“有所不为”。近年来，虽然大家都在呼吁加强基础研究，基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基础研究经费占全部研发经费的比例一直只有5%左右，低于发达国家相应比例的一半。由于基础研究不够，在我们大力促进的产学研结合过程中，往往感到“源头”上所能提供的东西太少，制造和加工能力无以发挥。对此应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持续、稳定的投入，促进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加强实验室等国家科学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大科学工程的前期培育；以改革促发展，积极探索有利于基础研究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还有，由于当前科研资金和荣誉都集中向“最终结果”倾斜，导致许多长期进行基础研究和从事基础性工作的科技人员既缺乏科研资金，也往往感到失落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因此，曹健林建议，要保障做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过上体面的生活，做到稳定性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结合，对基础研究要以稳定支持为主，在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前提下，权力下放，鼓励基础研究人员“安、钻、迷”。
据介绍，与之相应的一些思路正在形成政策和措施，有些已经见诸行动。曹健林认为：“所有这些都和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矛盾，而且还是在更高水平上的结合。”相信中国的科技也将与经济一样，在经历过“转方式、调结构”之后，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记者游雪晴本报实习生潘璐）
（编辑：秦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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