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条件下，优秀作品当然可以免费，但是这种免费只能是版权高标准保护条件下，版权人的意思自治行为，而不能成为剥夺版权人权利的借口。
文/陈明涛白伟
1842年初，马上要过三十岁生日的狄更斯，携带着妻子，兴奋地踏上美国国土。此时事业如日中天的他，不仅在英国本土，在美国也是最受欢迎的作家。
然而，结束四个多月的美国之旅后，当初的兴奋变成了失望、伤感和愤怒。
建国之初，相比欧洲文化的“高大上”，美国文化实在太过土气，文化产业极不发达。基于这种状况，为了让民众以便宜的方式获得外国文化产品，美国人自然不愿意保护外国人作品。这种看似“划算”的做法导致后果却是盗版泛滥，国内文化产业萎缩。
为了在美国获得平等保护，外国作者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狄更斯就是带着这一目的来到美国。他四处游说，要求修改美国版权法，平等保护外国人，最终却无人理睬，沦为“最不受欢迎的人。在当年10月出版的《美国札记》中，狄更斯破口痛骂美国是“盗版横行、随地吐痰”的流氓国家。讽刺的是，该书出版后仅两周，美国多个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该书盗版。
历史总是以出奇相似的方式重复着轮回。
二十多年前，美国人来到中国，提出与狄更斯同样的要求，请求中国更好地保护美国作品，以改善微软、adobe等公司软件在中国遭到广泛盗版的现实状况。我们提出了“国家处于初级阶段、人民不应该为享受最新文化成果付出过多的代价、需要保护国内产业”的理由，与二百年前如出一辙。
其实，我们同样面临着美国当年的窘境。当前，国内盗版侵权屡禁不止，肆无忌惮，最终受害是国内产业。出版行业持续低迷，音乐领域好作品凤毛麟角，各大节目翻来覆去炒冷饭、编老歌；电影领域，每年美国进口三十余部电影总票房能够打败几百部国产电影；电视剧节目粗糙，抗日神剧不断上演“手撕鬼子”、“裤裆藏炸弹”的雷人情节。为了抵御美剧冲击，更是出现让人哭笑不得的各式封杀与限制。
当时的美国痛定思痛，转变理念，开始强力地保护版权作品。如今，美国核心版权产业常年占据GDP的6%以上，全部版权产业更是高达11%。好莱坞大片动辄上亿、甚至十几亿票房。近期上映的《速度与激情7》更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卷走24亿人民币。
有人说，如今的美国是依靠“好莱坞的大片”、“麦当劳的薯片”、“英特尔的芯片”称霸世界。这背后没有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不可能实现的。
然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免费的概念”成为互联网营销思维。近期更有微软打出盗版免费升级的口号。因此，有人就提出，“版权保护激励不出优秀作品，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作品就应该免费，作者自然能获得相应报酬和收益，不需要实行版权保护，何必再需要律师打知识产权官司呢？”
那么，在这个时代，版权保护真的过时了吗？
通常认为，激励论是版权保护正当性的重要理论。比如，我国《著作权法》第一条就规定：“……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因此，很多人认为，版权法只是为了激励优秀作品的创作。
虽然优秀作品不依赖于高标准的版权保护，但是文化产业的形成却要求强有力的权利保护。因为，只有高标准的版权保护，才能够保护投资人的投资预期，从而促进文化创新，愿意投入，敢于投入。
可以说，高标准的版权保护，能够为文化和创新产业化提供土壤。市场主体从来都是唯利是图，只有让投资者看到可预期的稳定收益，文化产业才能走上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没有高水平的版权保护，人们往往急功近利，整个社会只能产生各种东拿西凑的山寨文化。复旦大学校庆的抄袭门事件，无非是这一文化的缩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颠覆性、原始性创新无法形成，那种像卡梅隆一样毕十年于一役创作《阿凡达》电影的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到头来，观众能够看到的只能是无数的“致青春”不断被搬上银幕，各种奇形怪状，生拉硬套的电视节目充斥银屏。
当然，优秀作品在任何时代都不常有。人类创造的文化作品，99%都是平庸的，甚至是垃圾作品。优秀作品的作者，通过获得名声，进一步获得相应物质利益。互联网的出现，只是将优秀作品的传播途径和传播效应放大了，让优秀作品作者获利途径变得多样化和便捷化。而传播条件的创新不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但是，如果没有对这99%平庸作品的保护，也不可能出现那1%的优秀作品。通过高水平的版权保护，构建优良产业环境，激励更多作品产出，让优秀作品产生变得更为容易。
所以说，互联网条件下，优秀作品当然可以免费，但是这种免费只能是版权高标准保护条件下，版权人的意思自治行为，而不能成为剥夺版权人权利的借口。
历史的昨天和今天告诉我们，无论是国情论还是互联网的借口，都不构成低水平版权保护的理由。如果我们不改变低水平的版权保护的现状，优秀文化和高水平的文化产业发展，都将是别人的“盘中餐”。
